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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58章 大幕拉起[1/3页]

　　在一个生产力极度不发达的封建社会里，中央财政的主要构成势必是由农业创造，尤其是在人口众多且粮食压力巨大的华夏，该规律很难被打破，因此宋王朝的重商主义，本质上是畸形的官办经济巅峰。

　　当然，这一经济模式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是极为残酷的，因为它势必会导致百姓的生活必需品价格激增，尤其是像粮食、布帛、茶叶、食盐等几项对宋朝商税的占比接近百分之六十，其中比如宋代的盐价就相当于明代的五倍以上。

　　这样的商业经济模式堪称竭泽而渔，自然不是李晟所需要的。

　　后来明朝成立以后，朱元璋也吸取到了这一教训，再一次重申‘重农抑商’，并且尤其强调不得与民争利，对于商税整体采取了轻税，即三十税一，远远低于后世的商税比例，也要低于同时期西方国家的商税比重。妙书斋

　　在李晟看来，宋代商税的高涨在华夏重农抑商的传统中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现象，这个过程持续时间也相对短暂，与西方商税的性质截然不同，因此可以作为抑商的产物，而西方商税发展则是重商主义的结果。

　　实际上，此时的西方同样在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，其农业税日益减少，而商税逐渐占据了主导过程。

　　当然，双方的经济结果也存在很大的差异，就比如同时期的英国，其主要税收有三种，分别是土地税、动产税和商税，其中最大的特点便是英国并没有华夏规模庞大的丁赋。

　　原因很简单，在公元一三四八年爆发的黑死病中，英国农民的生存状况急剧恶化，导致当时英国人口迅速减少一般，而后在一三五一年议会通过的劳动章程中，又对农民的收入进行了限制，这些举措使得英国农民对于统治者极为不满，而后到了一三七九年时，英国当时在征收等级人头税，并由于其中枢不具备足够的征收能力，便将征税的权力下放到包税人，使得各地包税人与农民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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